事实上，因为日军没有占领热河，此时义勇军军相对要轻松一些，后勤、装备和新兵补充训练都放在热河境内；鬼子虽然用飞机侦查，甚至还丢过炸弹，在热辽边境地区也不断试探。
但兵力不足的日军，并没有那么迅速的侵入热河，而是让汉奸部队在日寇顾问的率领下为前冲，不断渗透热河境内。
他们现在的重点还是放在了巩固既有的成果，这就给了四路军足够的发展和壮大机会，即便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暂时的，但是能拖一天，四路军的实力就壮大一天。
刘伯承早就算清楚了，此时日寇的致命缺陷，那就是兵力根本不够，以一个师团两万多人，想控制住锦州到沈阳一线广大区域，非常困难，能做的就是控制点和线，想控制整个辽东根本办不到。
所以鬼子围剿辽西，咱们除了留下一些工作队，藏在老百姓之中，继续抗日宣传，并不与敌人硬扛，主力则往其他方向转移，离开辽西；等鬼子撤走了，主力再重新进入辽西发展，端掉鬼子留守的小部力量和汉奸武装，继续壮大力量；这样反复折腾，我方力量可以迅速扩张不说，鬼子在辽西也别想站住脚，自然也就没办法顺利掠夺。
随着主力先后向北向西转移，辽西的大规模战事基本结束。
为了躲避日寇的大扫荡，北宁铁路沿线的地方部队化整为零，越过北宁线，向南进入辽南一带，发动群众，并接受顾慎为的指挥，尽快组建四路军辽南支队。
而留在辽西的同志，也要让他们躲起来，或是躲在老百姓的家中，或是躲在山区，躲避日寇的屠杀；同时日军所到之地的老百姓也要想办法躲起来，对此辽西的老百姓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他们过去这些年，也需要躲避胡子。
此时此刻，辽西的老百姓虽然痛恨日军，但对于日军的残暴和战斗力缺乏足够的了解，更多的把他们看成是一批新胡子，对于这一点，刘伯承心里相当担心；另外在这寒冬腊月，老百姓也没有太多的地方可躲，所以刘伯承本来还以为鬼子又会搞大屠杀。
不过也许是因为锦西惨案造成的严重舆论压力，也许是认为四路军躲到了热河境内，当然最大的可能是日军还没有充分感受到游击战争的威胁，所以鬼子这一轮的围剿并不严厉。
鬼子把北宁线被切断更多的归因于对铁路沿线的保护不力，所以除了重兵把守北宁线，还任命了一大批熟悉情况的汉奸地主武装，让他们控制铁路沿线的县城和地方乡镇，清缴义勇军，认为这样做足够维护治安，消灭义勇军。
这样一来，鬼子主力重拳挥出，相当于打了一个空气，除了与一些冒头的其他义勇军零星打了几仗以外，并没有什么大的战斗，当然了还是有老百姓和地方工作的同志不慎暴露遇害，但四路军地方的工作队并没有遇到重大挫折。
当然鬼子也知道这一点，但是对于躲在热河的四路军主力，到底应该怎么对付，鬼子现在也相当头疼，关东军认为要立刻侵入热河，最好是侵入到长城一线，这样日本在东北的统治就巩固了。
不过这个时候，日本上层却产生了很大的矛盾，海军非常不满意。
陆军那群马鹿在东北占了这么大的便宜，还想不断扩大进攻；而想要扩大进攻，就必然要增兵，而增兵的结果自然就是陆军军费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作为一个依靠海军立国的国家，海军在日本拥有非常高的地位，所以海军不答应了，为了平衡海陆矛盾，争取军费和物资，海军也在上海开始了挑衅。
另外日本为了在国际上有个交代，此时已经在筹办伪满洲国，为了迫使国民政府承认、默认，也需要做一些掩护性的动作。
所以当日本和历史上一样，在1932年1月28日，发动了一二八事变，侵入上海闸北后，不断闹内讧的国民政府各派被逼急了，也开始惊慌失措起来。
国民政府唯恐日军沿着长江进攻，侵略南京，所以就在日寇发动进攻的当天，常凯申复职，国民党各派在外患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团结起来。
此时镇守上海的，正是十九路军，这只部队前身是北伐主力第四军，战斗力相当顽强，甚至是此时南京国民政府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
十九路军长期受到**的熏陶，政治上相当先进，官兵们不愿意和东北军那样不战而退，成为民族败类；当然最重要的是，上海是国民政府的统治中心和财税重地，又有列强的租界，国民政府为了统治的需要，也需要和鬼子硬扛。
在他们看来，一旦上海打起来了，列强的利益受损，自然就会出来干预，这样不就和平了吗？
当然了，小六子的悲惨遭遇，也是前车之鉴。
小六子不战而退，结果日本越搞越大，所以常凯申复出之后，也同意打，而且也在增兵，但是他的如意算盘是控制冲突规模，然后让列强干预。
所以这一次的上海抗战，日本海军想重演九一八自然不可能，日军啃不下上海，不得不为了颜面连续增兵，试图迫使南京方面让步。
这样一来，从一月底开始，举国上下的焦点已经转移到上海。
东北被侵略之后，日军又在侵略上海，此时无数中国人深深得感受到了亡国的危险。
在民族矛盾最为突出的北方，由北方局饶漱石、李铁夫等同志领导的学生抗日大游行，此时不仅仅在平津两地展开，已经扩散到整个北方。
大批学生在党的领导下，不断下乡，进入到一个个县城，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也就在这段时间，北方局发展了数以百计的大学生党员，而且数量还在迅速增加当中。
大量高素质的大学生党员的出现，对于北方局的城市工作，还是四路军的发展以及冀热辽革命根据地的开拓，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最起码一点，此时四路军大扩军所需要的宣传委员和宣传部终于有足够的同志可以承担责任，下一步只要解决了军事指挥问题，北方革命就将获得巨大的发展。
到了二月中旬，北宁线逐渐平静下来，辽西也平静下来，鬼子慢慢有所松懈，天寒地冻的，鬼子也不愿意在外面活动，纷纷退了回去，驻守起来。
看到鬼子撤回去了，躲到热河和辽南辽东的同志，纷纷开始返回辽西，而整训好的二纵部分连队，也被派到了辽西各地，对辽西各地的伪军和投向伪军的地主武装发起了进攻。
每一场战斗的规模都不大，但集腋成裘，鬼子在辽西乡镇的布局很快就被捅出了一个又一个大洞，无奈之下，这帮子汉奸地主只好躲到县城，把广大的农村让给了四路军，辽西抗日形势又放开了新的一页……
而这段时间，刘伯承薄一波等同志正在全力加快两个旅主力部队的整编。
同样也就在此时，谷雨期待已久的苏区同志终于来到了热河一带，段裕后等同志二月中旬，一到北票，就开始到处观察，了解到四路军的情况，越了解，越是吃惊。
“四路军也太富裕了吧，竟然有这么多的机枪和火炮，总部下辖一个炮兵团，每个团还有一个机炮连，甚至还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兵工厂，你们到底怎么做到的？”
不仅仅段裕后同志无比吃惊，其他过来的七位同志同样无比吃惊，年轻的师长寻怀周同志摇摇头，感慨地说道，“别看一方面军也有炮兵团，但一方面军的炮兵团只是架子大，根本没有几门炮，炮弹更是稀少。
不到关键时刻，绝对不能用，要想使用，需要总指挥和总政委的批准，哪像四路军这么夸张，训练都用上了实弹，这也太浪费了！”
“何止如此，四路军的炮兵团，放到南方，都可以搞三个炮兵团了；还有机炮连，在南方，这么多机枪和迫击炮，在南方都可以编成机炮营了，这差得也太多了！
唉，中央红军要是有这么强的装备，赣州早就拿下了！
何至于啃了几次都啃不动！
牺牲了一大堆同志！
我们团就牺牲了……”
说到这里，陈树翔同志就悄悄背过身去，擦了擦脸上的眼泪，其他同志都有些沉默。
过了一会，一向沉默寡言、话不是很多的苏世杰同志叹了一口气，“确实差得太多了，哪来的这么多好东西？”
谷柏同志又接着感慨，“还有这个兵工厂，竟然有好几十部机床，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中。
现在不仅仅能够生产手榴弹步枪，还能自研兵器，他们试验的那个火箭筒虽然射程不远，但威力真是惊人，打碉堡一打一个准！”
谢伟俊同志听到这里，也是唏嘘不已，“他们的兵工厂都有好几百人了，有大学的教授带队，又有沈阳兵工厂的老工人负责机械加工，水平高着呢！
怪不得有这么多库存的武器，不能比，实在不能比呀！”
李润潭同志也嘿了一声，“钱上面也不能比，我过来和二哥见了一面，他现在手里的洋落，比整个一方面军加起来都多。
我们家老大，要是知道二哥过得这么富裕，肯定会千方百计打他的地主！”
这些位同志都兴奋得哈哈大笑，先是感慨了一番，然后又开始开始痛说革命家史，江西红军从1927年年底到今年，苦苦熬了三四年，好不容易打下了一大块根据地，但主力一三两个军团三万多人加起来，也没有这么多武器装备呀！
陪同在一旁的副宣传委员施怪君同志听完了他们的感慨和诉苦之后，笑着说道，“同志们，各有各的难处，四路军虽然装备不错，但没有你们这些久经考验的同志呀！
四路军从开创到现在，不过几个月，不管是战士，还是指挥员、宣传委员，都非常稚嫩，经验很缺乏，没有人，我们装备再好，又有什么用！
我们这么多枪炮，为什么库存着，没有发下去，就是因为我们像样的部队实在太少，真正靠得住的部队不到五千人。
谷雨同志说，部队都是新兵，基层军官极端缺乏，要是随便发枪，一个不留神，大败一场，这些枪炮来得容易，也去得容易，与其这样，还不如先存起来，等着扩军用！”
说完，施怪君同志开始给这些南方过来的骨干同志解释四路军的情况，听到四路军的发家史，这些同志都有些发蒙。
这个张学良武器装备那么好，看不上、随便打发给四路军的东西，竟然都有这么多，怎么连鬼子都不敢碰？
难不成鬼子还长着三头六臂不成？
也不对呀，我们不是刚刚取得了三次战斗的胜利，消灭了将近三百鬼子吗？
鬼子并不是不可战胜呀！
张学良为什么舍得丢掉这么富裕的东北，真是让人难以理解，就算是军阀，也没有向他这么败家的吧？
糊涂归糊涂，与此同时，这些在残酷的南方革命中历练出来的同志，也都完全明白了，北方革命和南方革命巨大的不同。
很明显，北方局现在的革命主题是抗日，一切革命围绕着抗日在运转，也成功得打造了一个抗日统一战线，因而获得了张学良的大力支持。
四路军的同志可以公开活动，可以从张学良和北平救国会那里得到大量装备和物资的支持，也可以通过他们的关系，购买各种机床设备，这才迅速打造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兵工厂，有了相当强的造血能力。
但是北方革命既然围绕着抗日做文章，自然要不断与战斗力很强的日寇周旋，同时也没办法开展土地革命，能做的只能是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而不是苏维埃政权。
这也就意味着没办法公开建立北方红军，而只能以义勇军四路军活动，同时也不能在根据地搞土地革命，而只能代之以减租减息。
这一点与南方截然不同，南方革命的主题是土地革命，一切围绕着建立红色苏维埃政权在运转，因而南方红军，与反动派势同水火，不仅仅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围剿，各路军阀民团地主都是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难度要大很多。
正是因为南方红军处在敌人的重兵包围当中，故而十分艰难，每一条枪，每一发子弹都是战士用命换来的。
所以几乎是在同时，几位对政策比较了解的同志，都同时意识到北方局这一套做法，与中央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是有背离的。
当然了，北方局的同志也毫不讳言这种差异，谷雨同志搞出了一个北方特殊论，认为现在的冀热辽地区，核心工作是抗日，必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停止土地革命，代之以减租减息。
问题是北方局这一套做法，中央能不能同意？
谁也不知道。
不过出征在外的北方局书记谷雨同志是临时中央局常委，他敢这么做，肯定也有足够的底气。
这一点属于上级考虑的内容，这些位被增援到北方的红军同志，虽然有些顾虑，但立刻就把主要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四路军的建设上。
情况很明显，四路军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开创初期的问题，部队缺乏有能力的基层军官，所以四路军现在很尴尬，有大量的装备，有大量的潜在兵源，但就是不敢随便扩军，一不小心，散了架子，现在的大好局面就化为乌有。
不过四路军的优点也很大，政治工作做得很好，热辽一带抗日宣传和诉苦运动的大规模开展，部队的士气很高，虽然条件十分艰苦，但战士们都自发自觉的刻苦训练，部队纪律也很好，很明显这些都是好兵，只要解决了基层军官的问题，四路军很快就可以大扩军。
而要想获得大量合格的基层军官，办法太简单不过了，加大培训力度，再在实战中不断磨练就好，中央调他们这些擅长打游击战的同志过来，不就是这个目的吗？
谷雨虽然出征在外，但对于这些同志的安排，在出发之前，早就已经安排好了，这八位同志都是孵金蛋的老母鸡，不着急让他们带兵。
来到热辽之后，八位同志首先应该要做的是培训军事干部，这八位同志都有丰富的游击作战经验，他们接下来将成为随军军校的中坚培训力量。
他们到来之后，随军军校将迅速扩张为六个班，学员有的是在战场上表现出色的战士，有的是有一定军事经验的进步青年，总体素质比较强，全部都是部队骨干。
按照刘伯承同志的方案，一个架子团五个连长，五个副连长，再加上二十个排长，副排长，正好三十人，学员班表现出色的同志担任连长副连长，其他为排长副排长。
这样学员班毕业之后，再配上相应的宣传部同志，立刻就可以组建六个新编团，每个团有一千多人。
当然了，这样的新编团骨干还是太少，又都是新兵，战斗力肯定不行，到时候可以由指挥员带着在前线历练，或者以连队为单位，与主力部队混编。
谷雨的想法很简单，黄埔军校一期也不过七个月，我们这边处在战争环境下，一些不必要的课程去掉，用五到六个月时间应该足够了，一年就可以培养出两期学员，这就是十二个新编团，一万两千多人，未来随便扩张一下，就是两万人。
这样的随军学校还会继续办下去，以此提高部队的整体素质。
而这八位同志在培训军事干部期间，除了要准备更多的教材以外，同时还需要参与四路军和根据地各项繁琐的工作，谷雨也正好可以看一看每个人的长处短处是什么？
能力到底怎么样？
虽然记忆里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同志，但谷雨并不清楚每一个人的真实情况。
再说了他们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要是仓促的让他们在前线和鬼子硬拼，折损了一个，他都要难过好长时间。
等这个适应期结束了，随军军校也完善了，到时候他们就可以出来带兵了，而有了大量他们培训过的基层军官在，他们也容易在四路军立足。
当然了，八位同志的级别并不一样，段裕后同志是一路根据地的创始人，对他的为人和革命意志，谷雨也非常清楚，同样非常敬佩，他的牺牲实在太壮烈了；另外也需要让这些位同志安心工作，让他们知道北方局对他们异常重视，现在不让他们上前线，是为了让他们更快的适应。
所以就在会议的最后，施怪君同志表情有些怪异的传达了北方局的安排，段裕后同志被任命为四路军副总指挥，并被增补为北方局军委委员；换句话说，段裕后同志现在是北方局军事上排名第二的干部，仅次于总指挥刘伯承同志。
其他七位同志，虽然暂时没有安排，但看到段裕后同志的任命，他们自然也可以放心，他们的未来怎么都是纵队一级的指挥员和政委，当然了现在没那么多部队，不过很快就会有了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