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皇帝不是要用西元,余煌提起的心稍稍放了下来。
纪元之事关乎正统,他作为一个读书人,当然不愿采用一个宗教的纪元。甚至在余煌看来,皇帝口中就不应该出现这个词,以免影响正统。
不过,听到皇帝让自己要制定一个纪元,余煌顿时为难道:
“臣无能,无法推算出来。”
“陛下宜召集礼臣、大儒,确定纪元元年。”
被余煌的反应所惊,朱由检觉得这件事情不能轻率。但他又担心讨论下去,民间会有人拿来做文章,遂道:
“这件事情确实需要慎重,朕要去祭告天地祖宗,希望能有所回应。”
“礼部和翰林院官员也可讨论一二,明日朝议确定。”
心中已决定不管讨论的结果如何,自己都要以天子名义定下这件事情。免得即将爆发的流贼之乱,会有人喊出“岁在甲子”之类的口号。
临走之前,还发出一道口谕:
“张居正重立起居注有功,荫一位后人起居舍人。”
“让内阁拟旨,发给张居正后人。”
这条口谕和余煌奉命创作的三篇文章、以及确定纪元的事情传到外朝后,不说引起了轩然大波,却也让很多人心思浮动。尤其是恩荫张居正后人,让很多人觉得,新皇帝推崇张居正。
不过,因为是以张居正重立起居注有功的名义,朝臣也说不出反对来。毕竟起居注能够对皇帝有所约束,这对官员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而且张居正的政敌已经死了,他本人更是在天启二年平反,恢复故官,准予葬祭。无论是阁臣还是科道,都不会不开眼的反对,阻挠这次恩荫。
人们讨论更多的,还是朱由检命余煌写的文章:
“陛下熟知礼法,遵循古礼,‘二名不偏讳’之说,实是圣贤本意。昔年唐太宗有《二名不偏讳令》,陛下虽未正式发出谕令,却命余状元做文章,圣意尽在其中矣!”
“唐太宗虽有《二名不偏讳令》,但是唐朝的人,可没怎么遵循。要不民部为何改为户部?李世绩又为何成了李绩?”
“更奇特的是李贺,因为他的父亲李晋肃的‘晋’与进士的‘进’犯嫌名,就被人说需要避讳不能考进士,连韩愈写了《讳辩》都没用。本朝避讳最轻,可谓一大德政。”
“是极!是极!若是仍按前朝,王在晋老先生的后人,那就不能考进士了。而且缺笔之例,也自唐时始。陛下明令不用缺笔,也是一桩德政。”
对于避讳一事,几乎全是称赞。毕竟作为文人,没有人想在写文章时还要小心避讳。明朝避讳之法一向甚轻,除了朱棣的“棣”字需要单独避讳外,其他时候只需要注意历代先帝的名字连起来是什么即可,需要避讳的地方非常之少。如今皇帝登极后重申这一点,甚合他们心意。
但是,对皇帝要求直接称呼名字,却有人表示不解:
“称呼祖籍、官职、谥号,是在表示尊重。”
“陛下为何要禁止这样,让人直接称呼名字呢?”
旁边一人闻言,直接询问他道:
“韩昌黎人人皆知,那么李昌谷的名号,有几个人知道?”
这人当即回道:
“李贺祖籍陇西,死后葬于昌谷乡,难道会有人不知道?”
旁边的人又问:
“那么李安邑这个名号,你可知道是谁?”
这人思索良久,都没想到安邑有什么姓李的名人,正在羞恼之际,已经有人回答道:
“李德裕世居安邑里,其父李吉甫,人称安邑李丞相。”
“世兄拿这样的称呼询问,不觉太过了吗?李安邑之名,可没古籍记载。”
那人却摇头道:
“不然,古籍中有这个称呼。”
“《唐国史补》有云:近俗以权臣所居坊呼之,李安邑最著,如爵号焉。”
“如果按古人的办法尊称,今人就不仅要记住古人的姓名和字号,还要连祖籍、官职、谥号,甚至居住的里坊都要记住。”
“陛下让我们直接称呼名字,其实也是德政啊!”
许多人闻言点头,觉得确实如此。不说那些历史名人,许多人在称呼一些重臣时,对他们的称呼都要斟酌再三。如今皇帝让人专门写了文章,说是直接称呼姓名即可,有重名的人时可以称字。这样称呼其他人时就简单了,最多在表示尊重时,称呼对方表字。
如此一来,有关称呼问题,也没有引起多少争论。但是对二十四小时制和纪元问题,人们的争论就大了。纪元的事情没有多少人敢大发议论,但是日常使用的时间,他们却自觉很有资格讨论: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十二时辰自古就在使用。”
“陛下为何要因为自鸣钟,就改用二十四小时制呢?在自鸣钟上加上时辰不就好了吗?”
旁边有人纠正:
“不是改用,是并用。”
“时辰和小时并用,也没什么不好。”
还有人略显自得,取出一块精雕细琢的怀表,向周围道:
“我觉得二十四小时制更方便,时辰反而麻烦,全用数字记录就好。”
“比如现在,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十点二十分,你看有多直观!”
周围人看着怀表,都是眼界大开。以前只听说用钟表计时方便,如今真正见到,才知道到底有多方便。难怪皇帝要采用二十四小时制,和传统的十二时辰制并用。
更有人看着精巧的怀表,内心陷入深思。隐隐明白了皇帝在改元崇祯后,又命人制定新的纪元方法的用意:
“陛下这是在告诉我们,大明已经在计时工具上落后了,必须做出改变。现在不定下二十四小时制,以后人们就会用其他的小时制。”
“纪年方法同理。现在不确定新的纪元方法。以后就有人用基督纪元,记载我们先人的事情。”
“所以陛下要主动变,防止西洋人用他们的纪元,冲击大明正统。”
脑海中隐隐闪过“大争之世”的念头,一些人其实已经意识到,天下不再是大明独尊了。利玛窦等人传过来的西学,让很多大明的读书人,对外界有了新的认识,影响到他们的观念。
皇帝制定新的纪年方法,也可以看做是为了适应变化,主动做出改变。